目前台灣雖然號稱是亞洲最民主自由的國家，但是，不知道政府是為了方便自己便宜行事還是另有盤算，在校園中總還能看到過去威權體制的遺毒，放在21世紀的現在，不免讓人感到時空錯置的荒謬。
過去在獨裁威權的時代，教師與其他公務人員和軍警人員都被劃分在為政治服務的類群；中央政府慣於指揮教師推行各項政策，各地方政府更習於一紙命令就動員教師承攬或參加各種政府活動。自1996年台灣舉行首次總統直接民選，2000年實現首次政黨輪替，開啟台灣民主新頁至今，也過了三十年，但是，我們卻依然頻繁在教學日看到學校被抽調人員去支持或承辦政府非教學相關的活動。
真正文明與進步的國度，鮮少見到政府辦活動干擾學校正常作息的，校長們的首要職責就是確保教學穩定、捍衛校園的教育專業；但是在台灣，尤其是國中、小學的校長們與地方政府上級督導單位間，有著極其扭曲的互相依存關係——地方政府需要學校協助創造各項政策成果，而校長的人事評鑑、遴選機會乃至於校務資源分配，往往掌握在同一套行政體系之中。當「配合度」成為潛規則，當「是否聽話」影響前途，校園自然難以成為真正自主的教育場域。
於是，我們看到的不是以學生學習為核心的學校，而是一個隨時待命的行政延伸單位：為了配合活動而調整課程、為了迎接視察而美化表象、為了完成交辦事項而壓縮教師備課與學生學習的時間和內容。大家可能很難想像，月薪五萬到九萬多的專業教師與教育行政人員被調用到活動現場，擔任的往往是瑣碎而無專業的事務型工作，例如：搬桌椅佈置場地、畫邊線準備賽場、檢錄（比對參賽者與報名單上的相片是否相符）、開關門和叫號等等，更別提有些浮報的工作人員坐在活動場地喝茶聊天，而同時間在學校教室內為學生授課的卻是沒經過專業師培的鐘點教師，這完全本末倒置的行政錯誤，卻時時在我們的教學場域中上演。這些看似「短暫借用」的安排，長期累積下來，卻是在不斷侵蝕教育最根本的價值——穩定、專業與以學生為本。
更荒謬的是，這樣的現象往往被合理化為「共體時艱」、「支持政策」、「地方合作」，甚至被包裝為學校「多元參與」的一部分。然而，當教育被迫為行政服務時，學生的受教權其實正在被悄悄讓渡，而教師的專業也被無形貶抑。
如果我們真心相信教育是國家的根本，那麼學校就不應該是政府隨意調度的人力資源庫；如果我們真心推崇民主與專業，那麼教師就不應該繼續承擔來自威權時代遺留下來的非教育性任務。否則，我們所謂的民主進步，恐怕只停留在制度的表層，而未真正進入校園的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