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校園暴力與學生攻擊事件時有所聞，每一次的事件發生，都對受害師生造成身心創傷，更嚴重衝擊了教育現場的信任基礎。然而在這些事件中，社會輿論常過度聚焦於行為人的身分背景上，諸如：中輟生、特殊生、弱勢家庭、高風險家庭等，以近期所發生的學生對教師做出攻擊行為事件為例，不論在媒體報導或輿論的探討中都不斷強調行為人的特殊生身分，形塑出一種特殊生具有攻擊行為的錯誤連結。要知道攻擊行為不分普通生與特殊生

昨天發生一起令人非常心痛的事件。 台中市一名特殊生在課堂上攻擊教師，造成老師右眼受傷、顏面骨折，甚至有失明的可能。 而事情的起因，只是老師提醒學生「現在是上課時間，不要一直走來走去」。 沒想到學生情緒一來，竟然將掃把折斷，直接朝教師頭部攻擊。 我想問的是： 當教師依法處理學生、盡自己的職責，最後卻遭受如此嚴重的攻擊時，教師的靠山在哪裡？ 從上學期開始，包括第一線教師們以及「教師職業安全

隨著融合教育推動及特殊教育學生需求增加，特殊教育課後照顧已逐漸成為重要的公共服務。 對許多家庭而言，課後照顧不僅關係學生安全與學習，也影響家長工作及家庭照顧安排，因此如何提供穩定且可近的服務，已成為地方政府的重要課題。 當政策希望讓有需求的學生，得以就近接受課後照顧，代表政府擴大了公共服務的供給範圍。公共服務擴張的同時，理應同步建立相應的人力供給機制；若服務需求增加，卻未同步規劃與擴充人力供給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日前（7/27）決議退回教育部115年1月12日修正發布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也就是校事會議的法規，獲得臺教產等數個教師組織的認同，卻引發了教育部、不同陣營立委及各倡議團體的爭議。有人認為這是「教師權益倒退」，也有人認為是「終於踩下煞車」。其中，人本教育基金會甚至提出5個「保障基層教師的措施正在被退回」，以及「教師被冤枉不會帶來實質傷害」等等言論

依據特殊教育法第六條，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是決定學生能否取得特殊教育需求學生(以下簡稱特教生)身分，並獲得適當就學安置與所需特教服務的重要組織，雖然依據法規看似有教師代表(同級教師組織代表)，然而在實際運作中卻並非如此，真正能決定特教生就學安置與所需特教服務的鑑定小組，其委員的組成卻長期缺乏特教教師擔任委員，造成明明是決議學生在教學現場的需求，但委員中卻缺乏最了解教學現場

盆土寂靜，勾勒絲絲縷縷； 一抹嫣紅，新芽忐忑。 光，已來到葉尖...... 而名字， 卻還停留在土裡。 制度中的低資源、高負荷 生命，並非等待被命名，才開始生長。 然而，在特殊教育現場，卻存在一種不確定且模糊的身分命名，叫做「疑似特教生」。其影響的，是孩子所能取得的教育支持挹注，以及教師所能獲得的資源。 孩子如果有特殊教育需求，並不會因為身份是「疑似特教生」就減少；教師的觀察、

不論是「特殊教育法」或「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辦法」中皆不存在所謂的疑似特殊教育需求學生(以下簡稱疑似特教生)，然而在國內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需求學生的鑑定中，卻長期存在著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鑑定通過並核給文號的疑似特教生(例如：疑似學習障礙、疑似情緒行為障礙、疑似自閉症等)。 而且因為法未明定，甚至可說是在於法無據的狀況下，各縣市在對疑似特教生在特教服務的提供與人數的採計上

2026年7月13日，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排審全國教師關注的《教師解聘辦法》與《成績考核辦法》修正案。教育部長鄭英耀在立法院面對質詢時，以「上任後幾乎沒有寒暑假」作為缺席主力審查的理由，隨即在基層教師圈引發波瀾。 這場風波不僅考驗著行政機關的政策智慧，更像是一面鏡子，清晰呈現出不同教師組織「臺教產」與「全教總」在面對重大教育爭議時，截然不同的核心價值、實務論述力道與行動路線。 一、 臺教產的

這兩年財劃法修法造成國家財政制度動盪，連帶影響到對教育經費的保障。日前立法院教文委員會便召開「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修法公聽會進行研議。 教育經費的本質是「投資未來」，而非「一般性預算消耗」，因此在《憲法》164條即明訂保障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比例； 其後又經過一連串的政府凍結164條取消教育經費保障、民間教育關係人前輩奔走抗爭之下，又在民國89年頒布《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明訂各級政府教育

攸關全國特教老師尊嚴的「特教加給調升回溯案」，在歷經數月沉寂後，終於在行政院拍板下全面達陣。這本該是全台灣教育界共同慶祝的里程碑，然而，兩方教師團體對大眾文宣，卻讓我看到了一幅極其荒謬、甚至令人不寒而慄的權力現形記。 面對這項成果，臺灣教育產業工會（台教產）聯合 11 個地方工會，在第一時間發文欣喜報捷，承諾繼續當基層最強後盾。 好不容易熬到特教加給核定的全教總新團隊，在做些什麼？ 他們

政府早年鼓勵民間興學，許多私立學校因此誕生。當年的創辦人多半懷抱著回饋社會、培育人才的教育理想，不惜投入畢生心血設校育才。為了鼓勵私人辦學，政府也賦予私校高度自治權，從人事、薪資到制度設計，都保留相當大的彈性。這項制度設計的前提，是相信辦學者能本於公益精神經營學校，而非將教育視為一門生意。 然而，今日的現實卻令人不得不重新檢視這項制度。當部分私校長期由財團法人掌控，辦學自主逐漸演變成「內規內

2026年6月30日就在全國中小學學期的最後一個上班日，當多數教師正忙於處理學期末繁雜的教學、行政結尾時，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全教總）新任團隊發布了一則看似溫馨、實則令人憂心的「大和解」新聞稿。新任團隊偕同校長及多個全國性家長團體代表，齊聚教育部與部長鄭英耀等高層進行「政策交流茶敘」。 這場被冠以「重建教育夥伴關係」之名的拜會，在公共政策與工會運動的觀察者眼中，卻無異於一場精緻的「政治集體

一、考核會的地位已推向歷史新高     隨著「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以下簡稱解聘辦法）於民國 115 年 01 月 12 日修正發布，台灣中小學的校園事件處理走向了分流制度。新法規範，涉及解聘、不續聘等重大適任性案件須啟動「校園事件處理會議」（校事會議）；而一般違失的日常懲處則回歸各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考核會）處理。然而，現行校事會議在實務運作上程序繁瑣，導致校園

　　近期鐵拳教育啟發東亞教育圈，引起社會的共鳴，其中使用教權局以暴制暴的方式，打得觀眾非常痛快，引發熱烈的支持。但，任一民主法治國家可實施嗎？ 　　榮獲教育部友善校園傑出輔導人員的羅丰苓老師提出「加害者往往也是下游」的觀點，值得大眾深思。一般人面對問題，會急著區分誰是受害者、誰是加害者，找尋情緒出口，卻忽略不少霸凌者、行為偏差者本身，也可能曾是被忽視、被傷害的人，或許更是需要更多資源鑑定與幫助的

近來，從立委呼應教師工會倡議的「教師離線權」，到行政院宣布導入「第五級保全」強化校園安全，一時間，各界對台灣中小學教育的關注似來到了新高點。但值得討論的是，官員、民代的政策宣示，究竟是對症下藥的改革，或只是口惠實不至的政治消費？ 首先，談及「教師離線權」，這確實是數位時代下保障勞動尊嚴的重要課題。但老師是否因執行「離線權」而遭投訴？一旦被投訴，教育部的宣示敵得過親師溝通不良的指控

將親師溝通外包給冰冷的「第三方調查與調和機制」，是台灣校園近年最大的制度浩劫。當年潘文忠部長在特定學權團體壓力下，執意公布現行校事會議制度，我們當時全力阻攔並預言其將成為「摧毀教權的歷史罪人」。不幸預言成真，零門檻濫訴排山倒海而來，小案大辦，硬生生將傳道授業的學校變成了天天開庭的法院。鄭英耀部長上任之初，我們親自溝通要求改善，原本鄭部長承諾半年內處理，結果一拖又是兩年，任由問題延宕至今。如今調查已

教育部日前函文各地方教育局，督導學校維護教師「離線權」，保障教師非上班時間的休息權益。朝野立委也紛紛跟進表態，呼籲修法保障教師免受「數位勒索」。當初一手打造「校事會議」的官員與民代，如今搖身一變竟成為教師的守護者，然而，這番急於蹭流量的政治表態，看在第一線教師眼中，不僅緩不濟急，反映照出政客的政治計算。 校事會議制度失靈     在討論「離線權」前，我們有必要先回顧這個制度的來龍去脈。校事會議

6月15日教育部在立法院校事會議公聽會上宣稱，2026年校事會議收案率已從 82% 降至 22%。然而，對比歷年官方數據—最終真正達到解聘不續聘的實質不適任個案僅占 2.3%。 從 82% 降到 22%，減少了60 %還是在學校行政處理程序，且教育部並沒有公布其中外聘調查參與的數據，更何況22 %到…

最近，Netflix韓劇《鐵拳教育》（英譯：Teach You a Lesson）引發許多教育工作者討論。 有人把它當成一部爽劇，有人認為劇情過於誇張，甚至質疑以暴制暴的教育方式是否恰當。然而，當我看到許多教師在社群媒體上分享觀後感時，發現大家真正產生共鳴的，從來不是主角揮出的拳頭，而是劇中那股深深的無力感。 因為許多老師都看見了自己。 劇中的教師不是不願意管學生，而是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管；

當一位老師要求學生訂正作業、提醒學生遵守秩序，或勸導學生改正不當行為時，心中想到的第一件事不再是「這樣對孩子有沒有幫助」，而是「會不會被投訴」；當學校接獲家長陳情時，第一個反應不再是了解事情經過、協助雙方溝通，而是擔心是否必須啟動調查程序。那麼，我們的校園文化恐怕已經悄悄發生改變。 近年來，校事會議制度成為教育現場最具爭議的議題之一。 制度設立的初衷，是為了建立處理不適任教師的機制，保障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