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日前（7/27）決議退回教育部115年1月12日修正發布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也就是校事會議的法規，獲得臺教產等數個教師組織的認同，卻引發了教育部、不同陣營立委及各倡議團體的爭議。有人認為這是「教師權益倒退」，也有人認為是「終於踩下煞車」。其中，人本教育基金會甚至提出5個「保障基層教師的措施正在被退回」，以及「教師被冤枉不會帶來實質傷害」等等言論，激化與教師的對立。
事實上，如果仔細比較113年修法與115年1月12日修法內容，就會發現這若不是對於修法脈絡的不了解，就是刻意的誤導，企圖使基層教師誤信他們而去質疑教師組織的訴求正當性。
人本教育基金會聲稱退回修法會損及教師權益，真的嗎？
第一、匿名檢舉真的會全面恢復嗎？
不少評論認為，退回後匿名檢舉將大量湧現，其實並非如此。依113年的修法版本，本來就可以依案件具體情形決定是否受理匿名檢舉，而不是一律受理或一律不受理。真正問題一直不是「法律能不能拒絕」，而是學校是否敢依法行使裁量權。
因此，即使回到113年制度，也不是匿名檢舉全面開放，而是行政機關應建立更明確的受理標準，避免濫用。
第二、輕案分流不是115年才開始
教育部宣稱115年修法建立「輕案分流」。但事實上，113年修法後便已建立案件分流概念，115年最大的差別，只是把部分輕微事件移至《成績考核辦法》處理，而非全部進入《解聘辦法》程序。因此，退回後並不代表所有案件都要重新走重大調查程序。
真正需要討論的是：哪些案件屬於一般行政管理？哪些才是真正涉及教師法的不適任案件？如果界線沒有畫清楚，再好的程序都可能造成「小案大辦」。
第三、輔佐人制度不會突然消失
有人聲稱法案退回後，教師將不能由律師或專業人士陪同。其實，《行政程序法》本來就有輔佐制度，115年修法只是把原本行政程序法上的權利明文化，並不是創設新的權利。因此，退回後教師並非失去輔佐權，而是仍可依行政程序法主張相關權益。真正需要的是讓第一線行政人員正確適用，而不是造成社會誤解。
第四、教師身分原本就有保密義務
在113年的修法版本，就已經將當事人涵蓋在通報及調查程序的保密義務中了！有保密義務者，包括參與處理校事會議事件之所有人員。只可惜沒有涵蓋到NGO組織，這就方便了某些NGO爆料老師的身分。
第五、教評會前可先取得調查報告不是115年才有
人本主張退回後教師將無法於教評會前取得調查報告。這也是錯誤資訊。113年修法即已明定第43條：行為人於教評會陳述意見前，得向學校申請提供調查報告及輔導報告紙本，但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有必要者為限。
也就是說，教師在教評會前，本來就可以依法申請調查報告，只是必須主張維護法律利益。這項制度並非115年才新增，而是在前次修法即已存在。115年的修法，是更進一步要求學校必須主動提供，不能拒絕。
因此，真正問題不是「有沒有權利」，而是：是否每位教師都知道可以申請？學校是否依法提供？是否有明確作業流程？如果實務上仍然普遍拿不到資料，就應改善執行層面，而非誤以為法律沒有規定。
有沒有發現，115年的修法真的很雞肋，並未真正解決問題？
教育部兩次修法始終未回應幾項關鍵制度問題。首先，現行制度仍欠缺合理的案件受理門檻及濫訴防制機制，對於惡意、重複或明顯欠缺具體事證的檢舉，缺乏一致性的處理原則，導致教師即使最終調查不成立，仍須長期承受程序折騰、名譽受損及心理壓力，卻幾乎沒有任何救濟或補償機制。真正完善的制度，不應只有調查程序，更應建立濫訴過濾、冤案補償及名譽回復制度，讓程序正義獲得完整落實。
再者，現行由主管機關由調查委員人才庫中匡列名單，再由學校自名單中勾選委員的作法，也容易引發外界對調查獨立性的疑慮。筆者認為，未來應重新檢討調查委員的遴聘制度，建立更公開、透明且兼顧教育專業與利益迴避的機制，避免形成主管機關主導的調查產業鏈，提升社會信賴。
退回《解聘辦法》的真正目的，不是回到舊制度，而是要求建立更成熟、更公平的制度。未來修法應以「保障教權、維護程序正義、防止濫訴、冤案補償、兼顧學生最佳利益」為核心原則，讓校園事件回歸依法處理，而非訴諸輿論審判；回歸教育專業，而非程序競賽。唯有建立兼顧教師工作權、學生受教權及學校治理效能的制度，才能真正重建校園事件處理的公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