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大學受學術自由之保障，並在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權。」這些文字明載於1994年以來《大學法》的第一條。又，大學校長「對外代表大學」。因此每年一度的大學校長會議雖於法無據，但卻是大學彼此砥礪，共勉自治的重要場合。
今（2025）年的「大專校院校長會議」2月20日在國立宜蘭大學召開，係由國立大學校院協會主辦。令人遺憾的是，會議又邀請總統講話。（請參見本專欄2022年3月14日的〈大學校長會議邀請總統講話，合適嗎？〉）賴清德總統在致詞時，特意把政治帶了進來；他說為因應中共政權的統戰和滲透，總統府已特別成立「全社會防衛韌性委員會」，提醒各大專校院在進行交流時須存有風險意識。鄭英耀部長於是在接著受訪時，趁機宣布禁止大學與隸屬中共統戰部的三所大學進行學術合作或交流，並稱將不再採認其學歷。
查首次由國立大學校院協會主辦的大學校長會議，是2001年在海洋大學舉行。該次會議邀請陳水扁總統參加開幕式並講話，又邀請呂秀蓮副總統參加閉幕式並講話。2002年，大學校長會議輪由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主辦，在大葉大學舉行。籌備該次會議的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理事會斷然決議不邀請任何政治人物參加，只邀請教育部長及國科會主委「列席報告」。之後多年的會議，就都沒有邀請總統或副總統。2004年在華梵大學舉行的那一次，教育部曾示意希望邀陳水扁總統出席，但私大協進會理事會拒絕。
前引《大學法》第一條的文字中，「促進」一詞實寓有深意；簡言之，大學應維持超然，在學術、教育、文化方面引領國家與社會的發展。然而很不幸，2010年代之後，校長們的格調每況愈下，大學開始失去自我，逐漸臣服於教育部與總統府。馬英九總統受邀參加過六次會議（2010、2011、2013、2014、2015、2016）；蔡英文總統受邀過三次（2017由陳建仁副總統代表，他本人參加了2018與2022這兩次，疫情期間會議中斷）；賴清德總統今年是第一次受邀。
觀察今年的會議，除賴總統不當宣講政治之外，可議之處至少還有下述幾樁：
首先，「與會人員名冊」先列出「教育部參加人員」——自鄭英耀部長、次長到處長、科長、專員、助理共34人；其次列出「國科會參加人員」——自吳誠文主任委員到處長、科長、專門委員、委外人員共17人；再次是中央研究院廖俊智院長、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邱垂正主任委員及教育部專案辦公室的一計畫共同主持人；最後才列出「大專校院參加人員」153人（排列的順序是國立大學校院、國立技專校院、私立大學校院、私立技專校院、軍警校院）。從排列的順序可以清楚看出主辦者心目中的先後順序——先政府而後大學，先國立而後私立。換言之，在形式上政府已儼然成為會議的主體，而大學校長們則是從屬。
其次，會議的第一日上午安排教育部長與國科會主委作「專題演講」（各30分鐘）。鄭英耀部長講〈大學治理的挑戰與突破〉，希望大家共同思考「治理五面向」、「創造四機會」與「化解三危機」；通篇屬簡報文字（PPT），乏善可陳。吳誠文主委以〈科研扎根 成果落地—共創社會價值〉為題，探討AI、智慧醫療、科研人才培育及邁向2035臺灣科技願景。他接著話鋒一轉，說大學享有學術自由又不想被行政干擾，「但給國家社會什麼，要捫心自問。」「幾十年努力下來，臺灣自己卻連一個諾貝爾獎得主都沒有，實在丟臉。」可是，為學界營造良好的研究發展環境，不正是教育部與國科會的權責嗎？
復次，會議第二日上午先安排中央研究院院長作「專題演講」（60分鐘）。他講〈如何提升研發水準，以解決人才問題〉，其中批評學術界無法清楚定義價值目標（例如注重發表數量、引用次數）、研究多與社會脫節等等。但這些問題需要他來提點嗎？反而讓人感覺，他是在為中研院的研究成績在國際評比上節節敗退而找藉口！
接著，會議安排葉丙成次長與邱垂正主委也作「專題演講」（各40分鐘與20分鐘）。葉次長講的是〈新時代大學的擘畫與共進〉，其設計花俏的PPT，像是對象為學生。他的結語有三點：「面對快速變化的時代需要有全新思維」；「所有的大學校長都必須是最優秀的CEO，形塑願景帶領團隊前進，與全球競逐招生與學術」；「我們一起加油！」但這些話真是空洞，毫無意義可言！尤其，當教育部綑綁住大學的手腳，要他們到國際上如何去競爭？該檢討的是教育部自己，不是嗎？
邱主委的演講就更離譜了，講題是〈兩岸關係與政府兩岸政策〉。不知他自恃何德何能？竟敢以「上級指導」之姿，「教育」大學校長如何「識讀中國」，甚至說要為大學師生提供「提升思辨能力」的教材！
大學校長會議竟淪落到如此地步！論者多批評講者失格、失言，但檢討起來，是大學校長們先自辱甘作政治的附庸，有以致之——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會議邀請的對象都由主辦的國立大學校院協會自主決定。明知總統對高等教育外行，卻還邀請前來致詞（講稿必由他人捉刀）？專題演講本應邀請資深大學校長、社會賢達或是各行各業的菁英擔任，竟找來幾位從未有過大學行政經驗的政務官！
大學校長們應當利用這一機會，在會議中多交換辦學的經驗，以促進國家的發展；並研討自治之道（例如：如何修訂法規？如何推行「公立大學法人化」？如何因應少子化？如何拯救低落的學術與教學水準？如何利用新科技來革新招生與入學考試方式？）但他們不此之圖，竟服膺「官大學問大」的邪門歪道！大官們被捧得飄飄然，於是膽敢對大學放肆批評、指導。此一景況對比2000年代的大學校長會議——當時只邀請教育部及國科會主委列席作「專題報告」，顯然大開倒車。
一葉知秋，當大學校長們失去了格調，我們的高等教育還有指望嗎？
（本文原刊登於風傳媒2025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