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管教權：被「防禦性教學」壟斷的教室 現在的老師，正被迫學會一種新的生存技能：防禦性教學。 當學生不服管教，第一反應不再是反省，而是拿起手機向家長告狀。而家長在社群媒體與過度膨脹的保護欲驅使下，往往選擇無條件信任孩子，隨即向校方投訴。在招生至上、擔心負面輿論的學校，校長最恐懼的莫過於家長鬧大或學生轉學。 為了平息紛爭，校方最常使用的手段就是啟動校事會議。這看似程序的正義，實則是對教師專業

「剴剴案」一審判決認定社工具有「保證人地位」並課以刑責，引發社工界強烈反彈，走上街頭怒吼要求國家正視制度失靈。衛福部長石崇良隨後呼籲，社工責任標準應比照醫事人員，僅於「故意或過失，且違反注意義務」時才負擔刑民責任，試圖為對立情勢降溫。     同一時間，衛福部預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修正草案。表面看來，這是政府積極補破網的行動，然而仔細檢視修法內容，卻令人深感憂心。我們全力支持

  《親子天下》今天(3/24)公布「2026教師幸福感調查」，發現教學現場中的老師，自評幸福感分數僅50分，不只尊嚴低、身心壓力大，更因為害怕「多做多錯」，不敢積極管教與嘗試新教學。   五十分的幸福指數，不僅是一串冰冷的數字，更是對當前教育施政最沉痛的控訴。當超過六成的教師不願自己的下一代步上後塵，這已不僅是職業倦怠，而是整個教職行業在結構性困境下的集體哀鳴。   調查中所揭示的「防禦性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