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剴剴案」一審判決認定社工具有「保證人地位」並課以刑責，引發社工界強烈反彈，走上街頭怒吼要求國家正視制度失靈。衛福部長石崇良隨後呼籲，社工責任標準應比照醫事人員，僅於「故意或過失，且違反注意義務」時才負擔刑民責任，試圖為對立情勢降溫。
同一時間，衛福部預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修正草案。表面看來，這是政府積極補破網的行動，然而仔細檢視修法內容，卻令人深感憂心。我們全力支持保障兒少權益，但絕不能以漠視教師專業自主權、犧牲第一線人員的勞動條件為代價。此次修法方向恰恰暴露了危險的失衡，社會安全網的破洞，彷彿只需由底層人員用血肉填補，而上層的系統性失靈卻被輕輕放過。
誠如所見，社工體系長期深陷低薪、過勞、高案量、高壓力的困境，許多社工在資源匱乏下，獨自面對極度複雜的高風險家庭案件，平均每人負擔數十個家庭，無力深耕。如今，法院課予社工更高的「保證人」義務，無異於將制度失靈的系統性責任，全部轉嫁到最前線、最無力改變結構的社工個人身上。這不僅缺乏公平正義，更可能使早已短缺的社工人力加速潰散。若修法未能審慎評估此一連鎖效應，反而變相加重個人責任，政府的安全網只會破得更快、更徹底。
而相較於社工的責任超載，校園裡的教師更是感同身受，此次修法將「身體暴力、精神暴力與不當對待」入法，看似呼應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實則擴大了教師的責任邊界，卻未提供足以平衡的支持。現今校園早已投訴氾濫、濫訴頻仍，教師行使專業自主與輔導管教權時，如履薄冰。修法不僅未正視這種結構性壓迫，反而可能再添一把火，讓教育人員在恐懼觸法的陰影下，走向徹底的「防禦性教學」甚至消極不作為，最終損害的仍是孩子的受教權益。
更令人憂心的是，修法將問責焦點集中在學校與社工身上，卻忽略了家庭，尤其是家長應承擔的管教義務與連帶責任。家庭是兒少成長的第一道防線，然而現行法規對家長失職、不配合學校輔導管教的行為，罰則軟弱無力，幾乎無法產生實質約束力。教育團體屢次呼籲，應明確增訂家長配合義務，對屢勸不聽者處以罰鍰、強制參加親職教育課程，但主管機關總以「已有相關規定」為由消極應對，導致家庭教育功能持續空洞化。
當教師的專業尊嚴與熱忱被消磨殆盡，當社工在過勞與刑責陰影下紛紛逃離，最終受害最深的，不正是我們最想保護的孩子？他們的受教品質與人格養成將付出慘痛代價，若家庭端的責任無法被同步強化，學校與社工如何不成為代罪羔羊？
要真正「接住每個孩子」，關鍵不在疊床架屋的法條或無限上綱的個人責任追究，而在於以具體政策與資源，支持專業人員的合理勞動條件與專業自主空間，並同步強化對高層督導體系的檢驗與問責，唯有如此，兒少權益才能真正被保障，我們的社會安全網才能真正接住每一個需要幫助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