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校園霸凌事件層出不窮,無論行政部門獲朝野立委都表現出高度重視的樣子,然而,學校現場老師的真實感受卻是大相逕庭。有權力的人都說要檢討、要改寄、要撐起學校,但直到現在,我們感受到的校園霸凌防治體系,仍是一張千瘡百孔、資源匱乏、且將所有壓力最終傾瀉於基層教師與孩子的破網。
以去年底喧騰一時的賴委員兒子霸凌事件為例,身為一名老師,看到新聞時,我的心情與其說是驚訝,不如說是深深的無力與似曾相識的疲憊。政治人物的道歉與自省,或許能暫時平息輿論,但對我們這些日復一日站在教育火線上的人而言,這起事件只是再次血淋淋地揭露了那個我們早已心知肚明、卻始終無力改變的殘酷現實。
「處理完畢」的假象:輔導資源不足下的惡性循環
賴委員提到,學校在去年十月已介入輔導,「當時讓他以為順利處理完畢」。這句話,精準地刺中了當前校園處理衝突的困境與無奈。何謂「處理完畢」?在多數學校的實務上,往往意味著:完成通報表格、進行一次或數次的學生談話(通常在課間十分鐘或午休時間)、聯絡家長說明情況、要求動手的孩子道歉。然後,案件結案,存檔備查。
然而,一個八歲孩子行為背後的成因是什麼?是情緒調控能力不足?是模仿了某種權力行為?是家庭教養中缺乏同理心建立的過程?還是單純在群體中不知如何表達自我?要真正解開這些結,需要的是時間、專業、以及系統性的輔導介入。但現實是,一位專任輔導教師可能要服務全校數百甚至上千名學生,他能分配到單一個案的時間極其有限。導師呢?我們除了要應付繁重的教學、行政、班級經營,還得兼任初步的輔導員、衝突調解者,甚至有時是偵探與法官。我們沒有受過足夠的專業心理輔導訓練,我們能做的,常常只是「滅火」,而非「根治」。

於是,表面的「處理完畢」往往只是按下暫時的暫停鍵。衝突的火種仍在,一旦遇到新的摩擦,便再度引爆,且可能更加猛烈。這不是學校不努力,而是在人力與專業資源極度緊繃下,必然的結果。我們比誰都更害怕看到「後續狀況」,因為那代表我們之前的努力白費了,更代表可能有孩子又受到了傷害。
法律與制度的軟弱:當「父母責任」只剩道德呼籲
賴委員坦言自己陪伴不足,並承諾改進。我們願意相信其誠意,但請看看校園中更多不具公眾人物光環的案例:那些拒絕承認孩子有錯、反指對方「也有問題」的家長;那些接到學校電話就說「我在忙,老師你處理就好」的家長;那些直言「我也管不動他」的家長。面對這些情況,學校與老師的武器是什麼?
現行的《家庭教育法》如同沒有牙齒的老虎。它宣示了父母的责任,卻沒有任何強制性的後續措施或支持體系。所謂的「親職教育輔導」,在缺乏法律強制力與配套罰則的情況下,對無意配合的家長形同虛設。我們能不能「課予」父母管教責任?在現行法制下,幾乎不可能。除非涉及兒少保護事件(如家暴、疏忽),否則公權力極難介入家庭的教養方式。
這造成了極不公平的現象:負責任的家長會自省、會配合;而逃避責任的家長,則讓其孩子的偏差行為持續由學校與其他無辜的同學承擔後果。立法諸公們,請問:當你們在議場中為各種法案激烈攻防時,是否曾真正優先審視這些能從根本強化教育與家庭功能的法案?當身為委員的同僚自身遇到教養挑戰時,是否更能體會,許多家庭需要的不是事後的責難,而是事前的、易取得的支持系統?然而,預算總是排擠,法案總是緩議,最後苦果由現場師生吞噬。
老師的困境:我們是教育者,還是無限責任的承擔者?
這起事件後,社會大眾與媒體的焦點很快延伸到「校安人力何在?」這正是我們內心最沉重的呼喊。增置校安人員、補足專輔教師,早已是教育基層疾呼多年的訴求。但每年的回應,不外乎是「經費不足」、「員額控管」、「再研議」。
我們在現場看到的是:導師必須在衝突發生第一時間衝上前制止,承擔可能的風險;必須在課餘時間撰寫大量輔導紀錄與通報單;必須承受來自雙方家長的壓力,甚至成為情緒出口;必須在維護霸凌者受教權與保護被霸凌者身心安全之間,做痛苦而艱難的平衡。我們的精神與體力在繁瑣的行政程序、教學進度壓力以及複雜的學生衝突中被不斷消耗。

我們需要專業的支援團隊,而不是孤軍奮戰。我們需要一個能讓老師安心教學、學生安心學習的環境。當最基本的「安全」都成為奢求時,又如何談「教育品質」?
沉痛的叩問與卑微的請求
因此,與其聚焦於一位政治人物的家庭教育,我們更應向掌握權力與資源的教育部及立法委員們,提出最沉痛的質問:
1.「友善校園」的口號,何時能有堅實的骨肉?我們需要的是編制內、常態性、足額的輔導與校安專業人力,而不是一個又一個曇花一現的專案計畫。預算與員額,何時才能真正到位?
2.法律的韌性何在?能否建立具強制力與支持性並行的制度?例如,對持續發生嚴重偏差行為的學生家庭,經專業評估後,啟動強制性親職教育與家庭輔導機制,並結合社政單位提供支持,而非僅有懲罰性的思維。
3.何時才願意正視教師的過勞與專業限界?將輔導與霸凌處理的專業責任,回歸給足夠的專業人員,讓教師回歸教學與初級預防的本業,並給予我們在處理這類事件時更明確的法規依循與系統性支持。
賴委員的道歉,是他對自己家庭的責任。但教育部和立法院的「道歉」與「責任」,是對全國所有深陷在霸凌困境中的孩子、家長與教師的承諾。我們不需要另一個風頭上的檢討會,我們需要的是有決心、有時程、有預算的具體行動。
孩子們的童年無法重來,每一次霸凌造成的傷痕都可能伴隨一生。我們在現場拼命接住一個個下墜的孩子,但我們更害怕的是,那個理應在最下方張開、接住所有人的社會安全網,始終是那麼遙遠而虛幻。請不要再讓「零霸凌」淪為牆上標語,請給我們真正作戰的武器與後盾。這不是為我們教師請命,是為了台灣每一個孩子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