陣地

    立法院教文委員會的議事日程上，有一項至關重要的任務正在倒數計時：針對《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簡稱《教師解聘辦法》）的實質審查，法定三個月期限已然屆滿。     然而，手握排審大權的國民黨籍召委羅廷瑋，卻遲遲未見行動。與此同時，羅委員的行事曆卻顯得格外「充實」—五月陪韓院長出訪歐洲，六月又風塵僕僕前往日本「考察營養午餐」。     這幅景象，不禁讓人想起一句經典

高雄市一位教學認真、指導科展表現優異的自然科教師，在校園內墜樓身亡。     這起不幸事件引起社會高度關注，民進黨高雄市長參選人賴瑞隆在社群平台發文，感性喊出「校園裡的每一個人，都需要被好好接住。」多麼溫柔、多麼體貼、多麼標準的政治正確話術。但話音未落，立刻被第一線教師當場以三問狠狠打臉：誰來接住老師？具體結構性問題是什麼？會不會要求外部獨立調查與究責？這三問，一字一句都像巴掌，打在政治

    距離立法院院會將備受爭議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交付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已將近三個月。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規定，審查大限即將到期。若委員會再不行動，這部被教師團體痛斥為「惡法」的行政命令，將因程序延宕而自動生效，持續毒害教育現場。     然而，在這最後倒數的關鍵時刻，手握排審大權的教文委員會召委、國民黨立委羅廷瑋，卻選擇了令人費解的「按兵不動」。對

    勞動節改為全國放假，本該是邁向休假平權的一步，沒想到卻引來部分家長哀嘆「專屬休息日沒了」、「失去獨處時間」。這種論調，表面上是個人時間規畫的失落，骨子裡卻暴露了一個令人不適的現實：過去那些年的「小確幸」，從來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而是建立在一群「看不見的勞動者」被迫繼續工作的基礎之上。     舊制下的勞動節，勞基法適用者放假，但學校教職員、公務機關員工因不適用勞基法，即使勞動節也必須照

    當台灣的人均GDP即將在115年攀上44,181美元的歷史新高，十年間國家經濟幾近翻倍成長，我們卻同時見證一個荒謬而悲哀的現實：撐起國家運作骨幹的軍公教人員，竟淪為繁榮景象下的「實質新貧」。過去十年，人均GDP飆升93.2%，但軍公教待遇累計調幅僅14.7%，不到國家成長率的六分之一。這不僅是分配正義的嚴重破產，更揭露了一個長期被政治黑箱與官僚傲慢所包庇的結構性罪惡——我國的軍公教調薪機制

    剴剴案的判決，讓第一線社工陳尚潔因過失致死被判處兩年徒刑，司法初步認定她的「不作為」與孩子的死亡有因果關係。然而，當社會的憤怒聚焦於此，另一個名字卻在制度縫隙中若隱若現—立法委員林月琴。此前面對輿論對其「外聘督導」身份的質疑，林月琴多次哽咽澄清，強調自己僅是被動諮詢的「外部委員」，不涉內部營運，甚至在案發後兩天才「首次得知」死訊。      筆者認為，這種建立在法律文字遊戲上的「卸責三部

新北市國中生割頸命案發生至今，社會的傷痕仍未癒合。一名年僅十五歲的國中生，在校園內遭郭姓少年持刀攻擊身亡，而教唆行兇者同樣未成年。現行少年事件處理法對加害者的保護，卻讓被害人家屬在喪子之痛外，承受了無數次傷害。 一部法律的初衷與盲點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一條明示立法目的：「為保障少年健全之自我成長，調整其成長環境，並矯治其性格，特制定本法。」這份立意良善的法律，源自對「少年可教化」

近來在校事會議改革討論中，不斷出現「別讓校長裡外不是人」的訴求，主張由地方教育局處承擔案件分流責任，以減輕校長壓力。此主張看似體恤校長處境，實質卻隱含著將校長「巨嬰化」的危險思維，試問，若連啟動調查的專業判斷都須上交，校長作為學校領導者的治理權威何在？校園問題的解決，不應始於責任的卸除，而應終於權責的釐清與賦能。     客觀來說，校長協會描述的「三方為難」困境或許存在：受理案件被教師視

    2026年4月17日，立法院三讀通過《教師法》第25條、第53條修正案，明定教師於暫時停聘接受調查後，若最終未受解聘或終局停聘並回復聘任，除原已補發之本薪（年功薪）外，將擴大納入「學術研究加給」之補發。教育部表示支持，全教總亦肯定此舉為「維護教師權益的重要拼圖」。然而，我們必須嚴正指出：冤獄補償只是起點，真正亟待解決的，是從源頭終結校園濫訴的系統性噩夢。     本次修法的正面意義不容否

    近年來，校園霸凌事件層出不窮，無論行政部門獲朝野立委都表現出高度重視的樣子，然而，學校現場老師的真實感受卻是大相逕庭。有權力的人都說要檢討、要改寄、要撐起學校，但直到現在，我們感受到的校園霸凌防治體系，仍是一張千瘡百孔、資源匱乏、且將所有壓力最終傾瀉於基層教師與孩子的破網。     以去年底喧騰一時的賴委員兒子霸凌事件為例，身為一名老師，看到新聞時，我的心情與其說是驚訝，不如說是深深的無

  行政減量喊了多年，基層教師的感受卻始終停留在無感甚至惡化的階段，為此，教育部又要辦理分區座談，殊不知，問題的癥結，從不在於缺乏座談，而在於官僚體系根深蒂固的「向上討好、向下交辦」邏輯。當長官的個人績效與網路聲量綁定，當「交辦」成為展現執行力的捷徑，學校與教師便註定成為這場權力遊戲中的最末端、最無聲的承受者。   長期以來，把學校、教師當成施政提款機的官員比比皆是，以2021年3月31日《鏡週

新北市教育局宣示將推動無口語、無生活自理能力的學生進入普通班，這份充滿理想性的宣示，在教育現場卻像一顆深水炸彈，炸出了長年掩蓋在「融合教育」美名下的制度裂痕。當官員在冷氣房裡描繪共融藍圖時，第一線教師正面臨著沒有助理員、沒有無障礙環境、沒有足夠特教支援的「三無」戰場——這不是融合，而是硬生生的「共熔」，熔掉教師的專業熱情，熔掉特教生的適性權利，也熔掉普通生的學習品質。 政策與現實的平行時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