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減量喊了多年，基層教師的感受卻始終停留在無感甚至惡化的階段，為此，教育部又要辦理分區座談，殊不知，問題的癥結，從不在於缺乏座談，而在於官僚體系根深蒂固的「向上討好、向下交辦」邏輯。當長官的個人績效與網路聲量綁定，當「交辦」成為展現執行力的捷徑，學校與教師便註定成為這場權力遊戲中的最末端、最無聲的承受者。
長期以來，把學校、教師當成施政提款機的官員比比皆是，以2021年3月31日《鏡週刊》一則「花9萬8公帑拍自己跳洗手舞，網紅局長要下屬按讚留言加分享」的報導為例，正是這個結構性病灶的極致縮影，在各界強力要求行政減量的現在，實在值得再拿出來好好討論。
依據《鏡週刊》報導，張明文局長上任後，教育局內部竟出現要求下屬開設二十個群組、強制將局內粉絲專頁文章貼入群組，甚至訂定按讚、留言、分享數的績效標準，嚴厲斥責數字不佳的科室。更令人咋舌的是，他動用近十萬元公帑拍攝自己跳洗手舞的影片，編列近六百萬元新媒體預算，還在秘書室增設專職的新媒體行銷人員。這已不僅是「網紅行徑」，而是將行政體系徹底工具化，將教育局長的角色從政策制定者，異化為流量追求者。
這種荒腔走板的領導風格，後果十分具體。副局長寧可捨棄年終獎金與考核獎金，提前「跳船」退休，足見內部士氣之低迷、共事之痛苦。當一個局處的二把手都選擇用腳投票，基層公務員與學校教師的處境可想而知。然而，更嚴重的問題在於，這種追求網路聲量的壓力，絕不會停留在教育局內部，而是必然透過公文、透過行政命令，層層轉嫁到學校端。
試想，當教育局長要求的是「按讚數」與「觸及率」，學校接到的指令會是什麼？必然是要求教師動員學生、家長，去粉專按讚、留言、分享；必然是將教學時間挪移，去配合拍攝宣傳影片、配合長官的直播時程。一如新北市曾在開學當天，要求各級學校準時收看市長直播，這不是個案，而是一種系統性的「外掛業務」。這些任務與教學專業無關，與學生受教權無關，卻因為長官的績效需求，被包裝成「政策宣導」或「教育意義」，強行塞入早已滿載的校園日常。
這正是行政減量始終無法落實的核心原因：上級長官的交辦事項，從來不曾被納入「減量」的範疇。對上級而言，「交辦」是權力的展現，是政績的來源；對學校而言，「承接」是義務，是不得不為的負擔。當一位教育局長可以將個人網路形象塑造置於行政倫理之上，甚至動用公帑、動員下屬為其流量服務時，我們如何期待他會去思考「哪些事不該由學校扛」？如何期待他會去劃分「哪些事不該由教師做」？
行政減量的結構轉型，必須從根除這種「長官意志凌駕專業」的官僚文化開始。但在張明文的案例中，我們看到的是完全相反的邏輯：長官的個人績效優先於校園的教學需求，網路流量的追求優先於行政倫理。當一個教育局長帶頭將公務體系視為個人行銷的舞台，學校與教師又如何能從行政雜務中解脫？真正的行政減量，必須從減少「長官交辦事項」做起，更必須從建立「長官不得任意交辦」的制度性約束做起。否則，再多座談、再多宣示，都只是徒增基層負擔的另一場大戲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