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彰化縣教師被要求押送校園廚餘的新聞，爭議短暫浮上檯面後雖獲技術性調整，卻映照出台灣校園長期以來更為深層的暗影：教師群體正被迫承載遠超「教學」範疇的龐雜重擔，而本應支撐校園運作的專業支援體系，卻出現系統性的缺口。
事件源於地方環保政策調整，學校午餐廚餘需由專人押運、提交文件。此規定直接導致教師需輪值押車，動輒耗費數小時，嚴重壓縮備課與教學時間。在大型學校，甚至需同時派出多名教師執行此務，教學現場的正常節奏幾近停擺。儘管在輿論反彈後，教育主管機關迅速免除了教師「押車」之責，但仍將秤重、出具證明等行政責任留予校方。這番過程，清晰地揭示了學校在政策執行鏈中，如何慣性地被視為最末端的行政執行單位，承受著大量與教育本質無直接關聯的業務。
然而，廚餘爭議僅是冰山一角。深入調查發現，當前校園正面臨多重結構性壓力：特殊教育需求學生數量在少子女化趨勢下逆勢顯著成長，融合教育使教學現場更為複雜；家庭功能弱化與親師關係緊張，使得衝突調解與學生心理輔導的難度加劇；層出不窮的霸凌事件與學生身心問題，更需要專業的介入與處理。凡此種種，在缺乏專職支援人力的情況下，最終多數仍落在教師肩上，使他們身兼教職、輔導員、社工、行政人員甚至安全人員等多重角色，疲於奔命，教學專業反遭侵蝕。
更令人憂心的是，這種「萬事皆歸教師」的思維，也正侵蝕著其他教育政策的良善本意。例如，社會高度關注的校園午餐品質提升議題，若在制定專法的過程中，只增訂規範與檢查項目，卻未能同步補足從營養師、廚工到食安管理的專業人力與後勤支援，最終執行壓力仍將回流至已緊繃的校園行政體系，導致政策目標與現場實踐嚴重脫節。
調查顯示，根本的解方不在於究責第一線教師，或在個別事件上應急「止血」，而在於啟動校園專業分工的結構性轉型。這意味著必須嚴肅思考，系統性地引進專職校園安全、社工人員、心理輔導及行政輔助人力，並將相關編制常態化。同時，亟需重建家庭、學校與社區社會服務體系之間的協作網絡，明確責任分界，讓各方資源得以銜接，而非將所有社會與家庭議題的壓力全數倒入校園。
教育現場已來到必須轉型的臨界點。若繼續以臨時人力、口號式減負或業務轉嫁來應對日益複雜的校園挑戰，無異於緣木求魚。唯有打破舊有框架，致力打造一個以專業分工、系統支援及穩固協作為核心的校園新架構，才能讓教師真正回歸教學，讓校園成為學生得以安心學習、健全成長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