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曉明

儘管教育部不斷宣傳友善校園，但近年來各種校園衝突事件似乎有增無減，去年底民進黨立委賴瑞隆就讀國小二年級的兒子涉及校園霸凌事件，引發社會譁然。賴瑞隆雖公開致歉，坦承因工作繁忙疏於陪伴，並承諾加強教養，但事件背後折射出的結構性問題，已讓各界將矛頭指向教育主管機關與立法機構。許多人質問：面對層出不窮的校園霸凌，教育部與立法院朝野委員，是否真正善盡了責任？ 校園安全網漏洞百出，前線教師身心俱疲

標榜「首善之區」的台北市，在教育政策上理應是全台標竿。然而，當「普特融合」的口號喊得響亮，第一線教育現場的真實景象卻是另一番光景——老師忙於處理學生的生理需求，特教助理員人力嚴重短缺，政策承諾與現實之間存在巨大落差。 根據統計，台北市月薪制的特教助理員僅有38人，其餘882人皆為時薪制。這樣的結構性問題，直接導致特教助理員招募困難。時薪制不僅薪資偏低，更缺乏穩定的工時與保障，試問

  《親子天下》今（3/24）日公布「2026教師幸福感調查」，教師自評幸福指數僅50分，創下新低。這不及格的分數，不僅是數字，更是教學現場最真實的哀鳴。   調查顯示，高達九成五的教師擔心專業教學動輒得咎，「防禦性教學」與「自保文化」已成為常態。當教師將「程序合法性」置於「教育效果」之前，教學不再是熱忱的志業，而淪為避免犯錯的官僚遊戲。超過六成教師不願自己的下一代步上後塵，這樣的集體絕望，已非

  去年底彰化縣教師被要求押送校園廚餘的新聞，爭議短暫浮上檯面後雖獲技術性調整，卻映照出台灣校園長期以來更為深層的暗影：教師群體正被迫承載遠超「教學」範疇的龐雜重擔，而本應支撐校園運作的專業支援體系，卻出現系統性的缺口。     事件源於地方環保政策調整，學校午餐廚餘需由專人押運、提交文件。此規定直接導致教師需輪值押車，動輒耗費數小時，嚴重壓縮備課與教學時間。在大型學校，甚至需同時派出多名教師執

在這樣一個數位時代，有關中小學校園手機使用方式，在各國都出現極大爭議，國內也不遑多讓，正反意見時常針鋒相對，甚至僵持不下，教育部雖然已邀請各相關團體研議校園手機管理原則，但各界意見莫衷一是，究竟在校園內該如何平衡學習專注與數位需求，正反意見激烈交鋒。 支持強化管理：專注學習與減少成癮 家長團體與教育…

  在當前教育現場行政負擔日益沉重的背景下，如何有效提振教師士氣、穩定校務運作，確實是教育部責無旁貸的課題。然而，近期圍繞教師行政獎金加碼所引發的中央與地方權責爭議，恰恰暴露了教育部決策思維的根本謬誤：不願正視《教師待遇條例》所規範的本薪與學術研究加給調整，反而以枝微末節的獎金制度試圖搪塞基層訴求，最終導致了「一國多制」的公平性危機。   檢視教育部此次的行政獎金政策，表面上是回應「行政大逃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