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教育部不斷宣傳友善校園，但近年來各種校園衝突事件似乎有增無減，去年底民進黨立委賴瑞隆就讀國小二年級的兒子涉及校園霸凌事件，引發社會譁然。賴瑞隆雖公開致歉，坦承因工作繁忙疏於陪伴，並承諾加強教養，但事件背後折射出的結構性問題，已讓各界將矛頭指向教育主管機關與立法機構。許多人質問：面對層出不窮的校園霸凌，教育部與立法院朝野委員，是否真正善盡了責任？
校園安全網漏洞百出，前線教師身心俱疲
根據教育部統計，近三年校園霸凌通報案件數逐年上升，其中國小階段衝突事件占比不容忽視。然而，第一線教師普遍反映，現行輔導與校安人力嚴重不足，導致事件處理往往流於形式化。以本案為例，校方雖曾介入輔導，卻未能完全阻止後續衝突，顯示預防機制存在漏洞。全國教師工會更多次呼籲，各縣市應加速補足專任輔導教師與校安人員，但相關預算與員額調整，始終在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推諉中蹉跎。
法律框架軟弱，家長責任難落實
現行《家庭教育法》雖明訂父母負有教育子女之責，但對於涉及嚴重霸凌行為的學生家長，僅止於勸導，缺乏強制性親職教育或法律約束力，是否增訂「家長連帶管教責任」條款，卻因朝野對懲罰性條款存在歧見，相關法案多卡關審查。此次事件中，賴瑞隆身為立法委員，其家庭困境反而凸顯法律對「父母管教義務」的規範空洞化，形成諷刺對照。
賴瑞隆的道歉，或許為其個人責任劃下起點，但社會更期待的是，手握權力的教育部與立法委員們，能真正將此事件視為警鐘，從制度面織牢校園安全網。畢竟，每一個孩子能否在免於恐懼的環境中成長，考驗的不是單一家長的覺悟，而是整個社會的決心與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