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校園割頸案二審宣判，乾哥、乾妹分別改判12年與11年徒刑。刑期較一審加重，卻未平息家屬悲痛，楊父當庭怒吼：「為什麼判那麼低？」此案不僅是司法判決，更觸及校園安全、少年人權與被害正義三者間的深刻矛盾，亟需社會理性思辨。
校園安全：預防與限制的兩難
正面來看，教育單位已啟動改革。新北市成立「高關懷青少年通報中心」，建構跨局處輔導網絡，試圖及早介入高風險學生。這種系統性思維，正是從個案悲劇中汲取的教訓，目標是建立預防性的安全網。
然而反面現實是，本案暴露校安防線的脆弱。加害者剛離開少觀所，卻能攜帶彈簧刀進入校園，顯示現行機制仍存漏洞。更根本的難題在於：學校如何在「維護安全」與「尊重學生隱私」間取得平衡？過度管控可能引發「監控校園」的爭議，但缺乏有效手段又可能讓危險潛伏。
少年人權：保護傘還是縱容傘？
支持現行制度者認為，《少年事件處理法》的「保護優先」原則具有矯治教化功能。一審判決即指出，兩犯經輔導後「漸能覺察自身過錯」，顯示司法體系仍相信少年有矯正可能。這種理念源自「少年宜教不宜罰」的進步思想，避免標籤化效應阻礙更生。
但批判者強烈質疑，當面對手段兇殘、犯後被指毫無悔意（家屬稱兩人「大搖大擺」出庭）且涉幫派背景的案件時，保護原則是否淪為「特權保護」？楊父痛陳「少事法保護壞人」，正反映制度在「個案正義」與「通則保護」間的失衡。尤其犯罪紀錄可塗銷、家屬無法閱卷等規定，在重大暴力案件中顯得扞格。
被害人感受：被遺忘的司法主體
被害家屬的處境是此案最沉重的一頁。楊父發出「不自殺聲明」，恐懼加害者假釋報復，這不僅是個人恐懼，更是制度性缺漏的控訴。當司法程序聚焦加害者教化可能時，被害家庭卻在資訊不對等（家屬無法閱卷，加害方反得悉其民事資料）與終身恐懼中承受二次傷害。
修復式司法的理想在實際中遭遇嚴峻挑戰。楊母泣問：「我的孩子命都沒有了，要怎麼修復？」當加害者未顯真誠悔悟，修復式司法易流於形式，反而加深家屬的孤立與不公感。
尋找失衡天平的新支點
這起悲劇迫使我們思考：如何在「校園開放安全」、「少年矯治更生」與「被害者正義撫平」間尋找新平衡？
或許，分流處理是可行方向：對輕微非行維持保護原則，但對情節重大、手段殘暴且無悔意的少年犯，應有更嚴格的司法審查與更長的矯治期間。同時，強化被害者訴訟參與權與出獄後保護機制，讓正義的天平不再傾斜。
校園本應是孕育希望的沃土，而非暴力的修羅場。這起案件提醒我們，安全與人權不是零和遊戲，而是需要不斷對話、修正的動態平衡。唯有正視各方的痛苦與需求，才能從鮮血中長出真正的安全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