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節前夕，國教署長彭富源在Super教師獎頒獎典禮上公開自己的手機號碼，對著台下教師說：「有需要可以打給我。」此舉乍看親民，實則暴露了台灣教育施政的深層病灶，中央教育主管機關的首長，竟將自己的角色定位為「客服專線」，而非教育政策的擘劃者與執行者。這不是謙卑，而是對教育專業治理的嚴重誤解。
首先，教育行政機關首長的職責，在於制訂前瞻政策、解決結構性問題，而非充當個別教師的申訴窗口。校事會議的流程爭議、教師管教權的界線模糊、親師衝突的調處機制、導護工作的安全與責任歸屬、行政減量的落實困境，這些問題無一不是制度性的沉痾，需要的是跨部門協調、法規鬆綁與資源重配，而非一通電話就能解決。署長若真有心，早該在會議室裡召集各縣市教育局處長、校長團體、教師組織與家長團體，針對這些長年積弊提出具體的改革方案，而不是在頒獎典禮的鎂光燈下，將自己包裝成與老師站在一起。
其次，公開手機號碼的作法，無異將官員「民代化」，混淆了行政與問政的分際。民意代表公布手機號碼，是為了爭取選民認同與服務選票；但教育行政首長公布手機號碼，卻可能暗示了「體制內的申訴管道失靈」，彷彿教師必須靠「直通署長」才能解決問題。這不僅是對現行教育行政體系的否定，更是一種民粹式的治理捷徑。
試問：如果老師真的打進去了，署長能親自處理嗎？還是又轉回國教署的承辦科室，或者又轉回地方教育局處，讓基層公務員承受署長交辦的壓力？到頭來，問題依舊在體制內打轉，只是多了一道直達天聽的儀式性表演。
更令人憂心的是，這種「熱線施政」思維，恰恰迴避了教育施政荒腔走板的根本原因。從校事會議爭議、雙語政策的亂象、到技職教育的邊緣化，哪一項不是因為政策缺乏專業評估與溝通，才導致基層教師疲於奔命？署長若真有誠意，該做的是檢討國教署自身的政策制訂流程，而非將自己化身為「教育界的1999」。一個需要老師打電話才能發現問題的署長，正說明了教育行政體系的預警機制已然失靈。
教育需要的是有專業能力、執行力與政策視野的首長，而不是一支手機號碼。與其公布號碼，不如公布國教署針對校事會議、行政減量、教師退出導護工作等議題的具體改革時程。官員教育治理不能靠作秀，而是要靠行動力與執行力。彭署長，請把電話放下，回到會議室裡，好好解決那些各界關注許久、但國教署卻遲遲提不出解決對策的問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