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早年鼓勵民間興學，許多私立學校因此誕生。當年的創辦人多半懷抱著回饋社會、培育人才的教育理想，不惜投入畢生心血設校育才。為了鼓勵私人辦學，政府也賦予私校高度自治權，從人事、薪資到制度設計，都保留相當大的彈性。這項制度設計的前提，是相信辦學者能本於公益精神經營學校，而非將教育視為一門生意。
然而，今日的現實卻令人不得不重新檢視這項制度。當部分私校長期由財團法人掌控，辦學自主逐漸演變成「內規內控」，原本保障辦學特色的自治權，反而成為教師權益難以伸張的保護傘。教育的公共性，正一步步被經營思維所取代。
最明顯的不公平，就反映在教師待遇與制度保障上。許多私校教師的學術研究加給僅發放公校的二至九折，基本授課鐘點數卻比公校多出二至四堂；超鐘點費更令人難以置信，部分學校至今仍維持三十年前的標準，高中每節四百元、國中每節三百六十元，完全未隨物價、基本工資及整體薪資水準調整。
此外，不少私校對教師到職前的正式年資，以及代理、代課年資均不予採計，使多年累積的教學資歷與服務年資形同歸零，不僅影響薪級晉敘，也直接衝擊退休金及其他相關權益。教師承擔更繁重的教學工作，卻領取較低的待遇，甚至連多年累積的專業資歷都得不到制度承認，這不只是待遇差距，更是對教育專業價值的輕視。
更令人失望的是主管機關的態度。當私校教師反映權益受損時，得到的回應往往是「尊重學校自治」、「建議校方與教職員協商」。然而，在權力高度不對等的勞資關係下，資方掌握聘任、續聘、考核與薪資決定權，勞方既缺乏實質談判力量，也難以透過罷工等集體行動爭取權益。所謂「協商」，如果沒有制度保障，只是要求弱勢的一方與強勢的一方自行解決問題，結果可想而知。主管機關若始終以「尊重自治」為由消極處理，無異於默許不合理制度持續存在。
另一方面，政府近年持續調整軍公教待遇，並呼籲民間企業提高薪資，希望改善整體勞動環境。但當政府一方面要求企業善待員工，另一方面卻對私校長期存在的待遇落差、年資採計不一及鐘點費停滯等問題束手無策，政策便形成明顯矛盾。私立學校肩負教育公共責任，更享有政府補助、租稅優惠及各項教育資源，本就不應以一般營利事業的思維壓低人事成本。財團法人既名為公益法人，就更應展現公益精神，而非讓教師成為節省成本的對象。
教育不是商品，教師更不是可以任意壓低成本的人力資源。當優秀教師因待遇低落、年資不被承認及權益保障不足而陸續離開，留下的將是人才斷層、招生困境與辦學品質惡化。若主管機關仍以「自治」作為放任的理由，不建立最低薪資、鐘點費、研究加給及年資採計等基本保障機制，今天流失的是教師，明天失去的將是整個私校教育的競爭力。真正毀掉私校的，不是少子化，而是長期失衡的制度，以及監督機制的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