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校園濫訴] 校園濫訴究責不容模糊，從法律要件看校園治理的課責轉型

民間團體如人本教育基金會於日前記者會，及接受媒體採訪所提出的主張，雖看似對「濫訴裁罰」抱持開放態度，實則卻在制度細節上拋出「是否需為裁罰開啟調查程序」、「如何避免誤傷被害人」、「程序繁複與調查成本」等疑慮。

近年校園事件處理日益法制化，原本為保障學生權益而建立的申訴、檢舉與調查機制，卻也逐漸出現程序遭濫用的問題。少數案件因反覆申訴、缺乏具體事實依據，或將一般教學管理爭議不斷升高為重大校園事件，不僅造成行政人力大量耗損，也使第一線教師長期處於動輒得咎的壓力之下。因此，如何在保障真正受害者與防止程序濫用之間取得平衡，已成為校園治理不能迴避的課題。

面對民間團體對「濫訴裁罰」所提出的調查程序、誤傷被害人及行政成本等疑慮，吾人認為，這些問題確實值得正視；但程序保障不能成為濫用程序的免責理由，保障權利也不能與逃避責任畫上等號。真正成熟的法治制度，應當同時保護正當申訴者，也應對明知無理由仍惡意反覆發動程序者建立明確的責任機制。

阻卻濫訴，首先必須區分「正當檢舉」與「程序濫用」。

必須先釐清，所謂「濫訴」或「濫用程序」，不能單純以案件最後「不成立」作為判斷標準。

一項檢舉即使最後查無違法事實，只要行為人係基於合理懷疑而提出，仍應受到制度保障。否則，任何被認定為「不成立」的案件都可能反過來成為處罰檢舉人的理由，勢必造成真正受害者不敢求助。

因此，未來若建立濫訴究責機制，應明確設定法律構成要件，例如行為人是否具有明知不實、故意捏造、反覆提出顯無理由之主張、以程序攻擊特定對象，或具有其他明顯權利濫用情形。唯有達到法定門檻，才能產生相應的法律效果。

換言之，制度所要阻卻的不是「提出申訴」本身，而是將申訴權當成攻擊、報復或消耗行政資源工具的行為。

濫訴究責可以獨立判斷，但不能省略正當程序。

有人質疑：如果要對濫訴行為處罰，是否必須等原案件調查完畢？是否還要另行啟動調查？

這個問題不能簡化成「要不要調查」，而應區分「調查什麼」。

原案件的調查，是確認被檢舉人是否具有違法或不當行為；濫訴究責所要確認的，則是檢舉人提出程序時的主觀意圖、事實基礎及程序使用方式。兩者所欲證明的事實不同，因此在制度設計上，本來就可以分開判斷。

但獨立判斷並不代表不必調查。若法律要課予人民不利益處分，仍應遵守法律保留、明確性原則及正當法律程序，由有權機關依具體事證判斷是否符合構成要件，並給予當事人陳述、申辯及必要的救濟機會。

真正需要改革的，是建立分流與門檻審查機制。

對於明顯欠缺具體事實、純屬重複、顯無理由或不具處理必要性的案件，可以在程序前端即進行初步審查，避免每一件投訴都被迫進入完整調查程序；至於涉及重大侵害或具有合理事實基礎的案件，則應進入正式調查，以保障真正的受害者。

這才是兼顧阻卻濫訴與保障申訴權的法治方案。

教師受到嚴格課責，更應建立權利與責任對稱的制度。

現行《教師法》對於教師違反法定義務的重大行為，設有解聘、不續聘、停聘等不同法律效果，其目的在於保障學生受教權及校園安全。

然而，制度不能只有被檢舉人的責任，而沒有程序發動者的責任。

如果一個人可以毫無事證基礎地反覆提出指控，造成教師長期接受調查、承受名譽損害及職涯風險，卻完全不用承擔任何程序責任，久而久之，就形成發動程序的成本由公共資源及被檢舉人承擔的不對稱結構。

因此，所謂權責相當，並不是要求檢舉人與教師承擔完全相同的法律責任，而是要求任何程序權利的行使，都必須受到誠信原則及禁止權利濫用的拘束。

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建立敢於檢舉、也不敢濫訴的制度。

處罰濫訴不能只想到罰錢，更重要的是程序分流。

濫訴究責的政策工具，也不應只有「罰鍰」。

更重要的，是在案件進入正式調查之前建立合理的程序門檻。例如，對於明顯重複、欠缺具體事實、顯無理由或已經處理完畢而無新事證的案件，可以依法不予受理、併案處理或限制其重複啟動程序。但這些效果都必須有明確法律依據，不能由學校自行創設處罰種類。

同時，對於經合法程序確認確屬惡意捏造、不實指控並造成教師權益重大損害者，除依相關法律追究責任外，學校與主管機關也應建立必要的支持與救濟機制，包括協助教師釐清事實、恢復因不實指控受損的名譽，並在符合法律及權責範圍內提供法律諮詢或必要的訴訟支持。

學校的「中立」，不應被理解成對教師受到不法侵害時完全袖手旁觀。

真正要改革的，還是「小案大辦」。

校園治理最需要改變的，不是讓所有案件都進入更繁複的調查程序，而是建立分級、分流、比例原則。

輕微的教學管理爭議，應優先透過溝通、輔導、改善及行政協調處理；具有具體違法事證的案件，再依其性質進入適當調查程序；至於重大侵害事件，則應嚴謹調查、依法究責。

同樣地，對於申訴或檢舉案件，也應建立合理的前端篩檢機制。

不能因為擔心漏掉一件真正的受害案件，就讓所有案件不分輕重全部進入最高強度的調查程序。這種「小案大辦」的結果，最後反而會排擠真正重大案件所需要的人力與資源。

阻卻濫訴，不是阻止人民申訴；簡化程序，也不是犧牲正當程序。

真正成熟的制度，應該做到的是讓有理由的人能夠被聽見，讓真正的受害者得到保護；同時，也讓明知無理由卻反覆利用制度攻擊他人的行為受到合理課責。

校園不是任何人的程序戰場，更不是教師承受無限調查的場所。

教育現場需要的，不是有案必查的形式主義，而是有事實才調查、有要件才處分、有責任才究責，並依事件輕重採取相當的法律效果。

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終結「濫訴」與「小案大辦」的惡性循環，在保障學生權益與維護教師專業之間取得合理平衡，也讓校園治理重新回到法治、比例與正當程序的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