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屏東縣兩則教育新聞引起不少教育工作者關注。
一則是今年國小（含幼兒園）教師退休人數達181人、國中教師61人，教師退休人數已連續三年增加；另一則則是今年共有13位國小校長退休，創下近五年新高。
從統計數字來看，這或許只是退休制度調整下的自然現象。教育處也指出，除了退休制度因素外，教師近年面臨的管教衝突、親師溝通壓力以及個人生涯規劃等因素，都可能影響退休意願。
然而，當教師退休增加、校長退休也同步創下新高時，我們恐怕不能只把它視為單純的人事現象，而應該進一步思考：教育現場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巧合的是，最近教育圈最熱門的話題之一，正是韓劇《鐵拳教育》。
許多教師觀看後表示，劇中的情節之所以引發共鳴，不是因為戲劇化，而是因為太過真實。劇中教師面對家長質疑、校園爭議與制度壓力時的無力感，讓不少教育工作者感到似曾相識。
當退休潮與《鐵拳教育》同時成為教育圈討論焦點時，我們或許應該正視一個現象：教育現場流失的，可能不只是人力，而是教師與校長對專業工作的信心。
過去，教師聚在一起討論的多半是教學。
如何讓學生更投入學習？如何設計更有意義的課程？如何協助不同需求的孩子獲得成功經驗？
然而近年來，許多教師之間的對話內容卻逐漸改變。
「這樣處理會不會被投訴？」
「這樣要求學生會不會被認為不當管教？」
「如果家長申訴，學校會怎麼處理？」
「萬一進入調查程序怎麼辦？」
這些問題的出現，並不代表教師排斥監督，而是反映出教育現場瀰漫著一種愈來愈強烈的不安全感。
事實上，大部分教師都認同合理的監督機制。學生權益需要被保障，教育工作者也應接受社會檢驗。然而，當監督逐漸演變成預設的不信任，當每一次衝突都傾向以調查作為起點，而非先透過溝通與理解尋求解決時，制度所帶來的效果便可能與初衷漸行漸遠。
近年來，校事會議成為教育現場高度關注的議題之一。
校事會議制度的設計初衷，是為了處理教師重大不適任案件，保障學生受教權與校園安全，這樣的立意無疑值得肯定。然而在實務運作中，許多教師談論的並非制度本身，而是制度運作所形成的氛圍。
從接獲通知開始，到準備資料、接受訪談、等待結果，整個過程往往耗時數月。即使最後認定沒有重大違失，過程中所承受的壓力與消耗卻是真實存在的。
許多教師擔心的不是結果，而是在漫長程序中逐漸失去對專業的信心。
當教師開始擔心自己的一句話、一項要求、一個教育決定，都可能成為下一場爭議的起點時，教育現場便容易出現一種值得警惕的現象——教師開始選擇保守。
原本願意積極介入學生問題的人開始猶豫，原本願意堅持原則的人開始退讓，原本願意承擔責任的人開始思考如何保護自己。
因為在許多人心中，「少做少錯」似乎已逐漸成為最安全的選擇。
而這樣的氛圍，影響的從來不只是教師個人，而是整體教育品質。
值得注意的是，這股疲憊感並不只存在於第一線教師。
如果退休潮只出現在教師身上，我們或許可以解釋為世代交替；但當校長退休人數也同步創下近年新高時，反映的恐怕不只是年齡結構問題。
近年來，校長除了辦學績效與校務經營之外，也必須面對愈來愈複雜的校園事件、親師衝突、媒體關注、法規責任與各類調查程序。
許多校長私下坦言，現在最困難的已經不只是如何帶領學校進步，而是如何在各種爭議之間維持平衡。
教師擔心被投訴，主任擔心被究責，校長擔心被檢舉。
當整個教育體系都被不安感籠罩時，流失的就不只是人力，而是教育工作者對專業的認同與熱情。
因此，面對退休人數創新高的現象，我們真正該問的或許不是「有多少人退休」，而是「為什麼有人一符合退休資格就選擇離開」。
退休制度或許只是打開大門的鑰匙，但真正讓人決定走出那扇門的，往往是長年累積的疲憊感。那是一種無法預期的壓力、一種隨時可能被質疑的不安全感，以及專業尊嚴逐漸流失後所留下的無力感。
教育當然需要問責。任何專業工作都不可能完全不受監督，教師與校長也不例外。然而，教育不能只剩下問責。
如果所有制度都建立在不信任之上，如果每一次爭議都以調查取代對話，如果每一次教育決定都必須優先考量風險而非教育價值，那麼最終流失的，不只是教師與校長的人數，而是願意承擔教育責任的人。
屏東教師與校長退休創下近年新高，或許不只是一則人事新聞，而是一個值得整個社會正視的訊號。
當我們努力思考如何留住教育人才時，除了待遇、制度與工作負荷之外，也許更應該思考另一個根本問題：
我們是否仍然願意相信教育工作者？
因為一位教師或校長願意留下來的原因，從來不只是制度上的保障，而是在面對教育現場的挑戰時，仍然相信自己的專業受到尊重，自己的努力值得被理解。
而那份信任，或許正是今天教育現場最需要重新找回的東西。
作者簡介｜蔣辰平
國小教師、屏東縣教育產業工會副秘書長，長期關注教師專業、特殊教育、校園程序正義及教育公共議題，經營專欄《教育的修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