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從立委呼應教師工會倡議的「教師離線權」，到行政院宣布導入「第五級保全」強化校園安全，一時間，各界對台灣中小學教育的關注似來到了新高點。但值得討論的是，官員、民代的政策宣示，究竟是對症下藥的改革，或只是口惠實不至的政治消費？
首先，談及「教師離線權」，這確實是數位時代下保障勞動尊嚴的重要課題。但老師是否因執行「離線權」而遭投訴？一旦被投訴，教育部的宣示敵得過親師溝通不良的指控？這些顯而易見的問題若未能根本解決，「離線權」又要如何落實？僅憑教長一句「任何人都有休息的權利」，以及教育部流於宣示的公文指導，真能打破家長以親師溝通為名行「數位勒索」？依此，沒有法制化、缺乏配套措施的所謂「教師離線權」，是否反而更加助長校園濫訴？若未能著手法制化並建立配套措施，官員與立委的宣示又與蹭流量何異？
至於行政院此刻導入「第五級保全」亦有類似的問題。政府強化校園防毒、防黑的決心固然值得肯定，但這與解決教師動輒得咎的困境，顯然也是兩條平行線。當前校園毒品危害加劇，引進退休軍警擔任校安人員，或有助於填補校安真空，但輿論亦有退休軍警身分是否適合的疑慮。何況若校園濫訴文化不除，教師的專業尊嚴與心理安全得不到保障，再多「保全」也難以重建親師生之間的互信。
想要畢其功於一役、築起堅實的校園安全防火牆，政府須即全面改革，建構符合主客觀需求的校園人力配置。或可從檢討改善現行「學務創新人力」的工作職掌與勞動條件，並將專職校安編制全面普及至國中小學做起，以應對新興毒品與校園暴力黑數之年齡層不斷下探的趨勢。
當務之急絕非僅止於政策宣示，而應全盤檢視教師法及相關子法，徹底檢討校事會議的運作機制。建議借鏡國際經驗，從源頭減少濫訴；教師面對濫訴的法律支援與心理輔導責任，應由政府承擔，讓教師不再獨自面對無端的指控。
進一步言，造成校園濫訴也不僅僅是法制缺漏；政治民粹化、教育服務業化的趨勢同樣難辭其咎。例如標榜親民、即時解決民眾問題的地方政府1999專線，相當程度已成為「行政增量與校園濫訴製造中心」；若民選首長不能捍衛公教人員專業尊嚴，各級教育行政官員亦怯於抗拒不當干預、一遇陳情即要求學校匯報，甚至為了息事寧人不惜犧牲第一線教師，又如何落實行政減量、有效減少濫訴？
重建校園互信是最困難、卻也最根本的工程。無論是訂定「離線」準則、強化校安人力，最終目標都應是重建親師生之間的信任關係。校園沉痾已到了非痛加改革不可的時候，從根本檢討法制、校安人力的專業建構，到行政機關敢於捍衛專業人員尊嚴，乃至於重建符合校園文化的溝通模式，缺一不可。希望這次各界展現的關心，是台灣校園付出巨大代價後的徹底覺醒與行動，而不只是又一場政治消費。(本文原載2026/6/22聯合報民意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