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基層教師的社群平台上，一張羅列著環境教育、性別平等、交通安全、數位教學增能（A1、A2、A3），乃至於揭弊者保護與失智友善等課題的「上不完的研習清單」，引發網路論壇強烈迴響。教師群組中隨處可見「除了叫我們研習之外，教育主管機關還會幹嘛？」的質疑。細究這類質疑並非單純的情緒宣洩，而是一場對教師專業主體性如何被行政體系蠶食的集體詰問。
本文進一步運用 Carol Bacchi 的「問題陳顯取徑」（What’s the Problem Represented to be?, WPR），分析這份看似瑣碎的研習清單背後，教育政策是如何將社會治理的問題「問題化」（problematization）為教師個人的專業缺口。透過WPR的分析框架可以發現，這類政策要求表面上披著「提升專業成長」的糖衣，實質上卻是包裝了政府行政規避與責任轉嫁的意圖。
Q1：政策中宣稱的「問題」是什麼？
在官方的論述邏輯之中，社會上發生的每一種問題——無論是資安威脅、交通意外、或是失智症照護——其解決之道都被簡化為「教師需要接受研習」。 這種表述背後隱含的問題是：教師專業知能不足或無法跟上時代變革，只要在老師的腦袋裡「灌入」幾小時的研習時數，社會問題就能迎刃而解。
因此，教師的專業邊界被無限度地擴張與稀釋。在這種「萬物皆可研習」的邏輯推動下，那張包山包海、毫無節制的「研習清單」應運而生。它將高度複雜的社會結構問題，化約為教師個人研習時數的積累，彷彿只要這份清單勾選完畢，政府對社會治理的義務也就隨之完成。
Q2：這種表述背後有什麼假定？
教育官僚更經常深陷「時數即專業、時數即解藥」的迷思，盲目假定「量化時數」等同於「認知改變與教學品質提升」，此乃典型的新自由主義管理邏輯。在數字治理的魔咒之下，研習時數淪為衡量專業的唯一貨幣，彷彿機械式的點閱與勾選，就能神奇地治癒複雜的社會病灶。
更深層來看，這實質上是一種制度性的責任轉嫁。政府規避了投入實質資源進行結構改革的義務，轉而將教師主體工具化，把校園視為各部會政策的終端處理場。透過這種認知補丁的線性幻想，官方巧妙地繞過了治理難題，卻任由教師的專業靈魂在無盡的行政雜務中消磨殆盡。
Q3：這種問題表述是如何產生的？
在日益增長的社會議題（如：環境、資安、防詐）壓力下，面對立法院與社會輿論加強教育的訴求，教育部往往陷入制度性的行政惰性。對官僚體系而言，「強制規定研習時數」是成本最低、產出政績最快的應對手段。這種操作實質上是一種風險規避的免責政治：當校園意外發生時，官僚機構便能藉此宣稱已履行宣導與研習義務，將系統性的治理失敗，巧妙地轉嫁為教師個人的知能問題與執行責任。
Q4：哪些部分被遺漏或沉默了 ？
在這串研習清單背後，是教育主管機關對教師勞動實況與研習品質的制度性無視。教育局處不願面對的真相是：教師的時間是有限的，當「揭弊者保護」與「失智友善」等非教學課題強行佔據視窗，真正屬於學生的輔導時光與同儕間的專業教學對話，便在零和競爭下被無情排擠。更荒謬的是，研習項目與時數始終只有加法外掛而無減法配套；官方刻意規避對教師承受上限的討論，彷彿只要公文一發，教師的時間就能像橡皮筋一般，無限度地拉長。
與此同時，官方對「研習無效化」的崩壞現狀，展現出高度默契的沈默。當局習慣透過發布公文與統計數據，營造積極作為的施政幻覺；而現場教師則是被迫以「開啟分頁、靜音播放」的消極抗爭，來完成這場數位勞役（亦可參考：台灣公務革新力量聯盟 類似評論）。這種無人聽講的演講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是因為教育行政機關真正關切的，並非教師是否具備接納失智者或揭弊保護的實質素養，而是報表上那份足以交差的研習達成率。在這種政策邏輯之下，研習已不再是專業價值的傳遞，而是一場消磨主體性、集體消耗生命精力的官僚表演。
Q5：這種表述產生了什麼影響？
這種以時數為核心的治理模式，正將教師從專業的教育主體，異化為行政體系的末端零件。教師不再是引導學生成長的導師，而是官僚體系用以達成各式 KPI 的工具。這不僅重創了教師的專業尊嚴，更在基層激發了深沉的制度性耗損——教師的專業熱情與身心能量，都在無止盡的行政磨床中被虛耗殆盡。
更深層的矛盾在於，研習時數已被建構為一種虛假的「數據景觀」。即便教育局處能交出「全數完成研習」的亮眼成績單，實務現場的風險（如：資安或霸凌）卻未因數據堆疊而降低。這種治理邏輯也造成毀滅性的替代成本：為了湊足各部會層層外掛的研習時數，教師被迫犧牲核心的備課與輔導時間。最終，這類表面上的「增能」政策，實質上是以犧牲教育品質為代價，完成了一場對專業勞動的制度性剝削。
結語：清理行政雜務、回歸研習自主，奪回教學靈魂
教育主管機關若真心想解決第一線教師的困境，就必須直視這類外加式研習所構成的制度性壓迫。我們必須正面回應那個最沉重的詰問：那張「上不完的研習清單」究竟扼殺了誰的專業？
首先，它扼殺了教師作為教育實踐者的專業主體性。當教師的時間被這類強迫性的行政雜務所碎片化，他們失去的是備課的深度、對教育議題的真實反思，以及對教學創新的火花。教師被異化為行政體系的末端零件，在無盡的數位掛機或實體無效研習中，專業尊嚴已逐漸枯竭。
更深遠的傷害在於，它剝奪了教學現場最核心的專業餘裕。官僚體系盲目假定教師的時間可以像橡皮筋般無限拉長，卻無視當行政雜務佔據了視窗，真正能看見學生隱微需求、引導生命轉向的專業洞察，或與同儕進行教學對話的時間，便在這種制度性耗損中被無聲地犧牲了。這種以數據為名的治理，本質上是以掏空教育本質為代價，去完成一場華麗卻空洞的官僚表演。。
因此，真正的改革應是歸還教師研習的專業自主權。我們主張：教師才是研習需求的定義者，而非行政指令的接收器。 教育主管機關應帶頭挑戰「研習治百病」的幻想，將研習的選擇權交還給教學現場教師及其所屬的專業社群。
如果政府持續以加法思維向教師強加行政雜務，卻拒絕面對研習體制的僵化，那麼所謂的專業發展，最終只會淹沒在無盡的播放清單中。我們不需要更多掛機完成的數字政績；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敢於阻絕瑣碎雜務、回歸研習自主的領航者。唯有當教師能自主決定如何精進，教育的本質才能從窒息的行政雜務中解脫；也唯有當教師奪回專業自主權，那份被數據掩蓋的教學靈魂，才能在與學生的真實連結中重新甦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