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教育部針對校園事件處理會議（校事會議）進行法規鬆綁與修正，試圖落實「輕重分流」，希望能為基層教師減輕負擔。然而，第一線教育現場的集體焦慮並未因此平息。關鍵原因在於，政策制定者始終沒有看清，基層教師真正畏懼與痛恨的，往往不是校事會議的最終決議，而是前置那套被高度政治化、法制化，卻嚴重剝奪程序正義的「調查程序」。這個制度死結若不解開，再多的法規修補都只是無法治本的政治修辭。
現行的校園事件調查程序，在「保護學生」的絕對政治正確下，正逐漸演變成一種「未審先判」的公堂審問。首先，最令基層詬病的是極度不對等的資訊落差。當一名教師被通知進入調查程序時，他往往如同置身卡夫卡小說中的《審判》，不知道具體投訴人是誰，不知道指控的確切時間點，更拿不到任何對方的書面控訴。在毫無防備、無法調閱班級日誌或調度佐證的情況下，教師直接被傳喚通知接受訊問調查。這不叫釐清真相，這叫突襲。當制度連最基本的實質答辯權與防禦權都無法給予時，所謂的公正調查，不過是自欺欺人的糖衣。
其次，外聘調查委員的「專業盲區」與「小案大辦」，正親手摧毀親師生的信任。為了追求所謂的客觀，中央人才庫引入了大量法律或非教育背景的調查委員。然而，教學現場是高度動態且充滿情感拉扯的場域。一個老師在班級經營中因學生干擾秩序而口氣嚴肅、或是在制止學生衝突時有些微肢體碰觸，在法律的靜態抽離標準下，極易被無限放大為「不當管教」。這些原本透過校內導師溝通、親師對話就能化解的日常摩擦，一旦啟動行政調查，就必須走完一整套包含錄音、做筆錄、寫報告的正式法制流程。這種「殺雞用牛刀」的結果，不僅虛耗龐大的教育行政資源，更把原本能和解的親師關係，徹底推向法庭上的對立面。
最嚴重的問題，在於這份調查報告在法律效果上的「一錘定音」。《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解聘辦法)第22條第3項規定，「學校對於與校園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應依第一項之調查報告。」。名義上，調查小組只負責事實認定，最終懲處仍由校事會議、考核會或教評會決定。但實務上，後續的審議甚至是行政救濟管道，基於對專家判斷的尊重，幾乎是原封不動地採信調查報告的結論。也就是說，如果在第一階段的訪談中，調查委員的主觀偏好、引導式提問或對證據的取捨有所偏差，後續的程序將很難翻案。這種「初審即終審」的潛規則，讓調查程序掌握了超越其職權的實質裁決權。
面對這套制度對教育現場造成的「防禦性教學」寒蟬效應，教育部不能只做不痛不癢的微調，而必須針對調查程序進行破斧沉舟的結構性改革。對此，筆者提出以下三點具體意見：
第一，落實「正當法律程序」，賦予教師完整的知情與答辯權。 行政調查不應是誘捕偵查或柔性勸導。制度應明定，在進行訪談調查前，校方必須提供被調查教師書面的「具體事實摘要」，包含指控的核心事件、大致時間與樣態。此次修法雖已允許教師在訪談時有輔佐人（引用《行政程序法》第31條規定）陪同，但應給予合理的準備與閱卷時間，從根本上打破資訊不對等的黑箱。
第二，建立「教學脈絡審查制」，翻轉非黑即白的法律巨獸。 中央人才庫的調查委員不能只有法條，沒有教育。調查小組的成員組成中，必須確保有一定比例「具備同教育階段、同領域實務教學經驗」的現職教師。在進行事實認定的同時，必須引進「教學現場脈絡評估」，將班級常態、學生個別特質、以及教師管教時的當下情境納入考量，避免用脫離現實的完美道德標準來解讀第一線的管教行為。
第三，強化「前置調解與輔導機制」，建立真正的分流防火牆。 現行的分流流於形式，學校常因害怕家長投訴而一律送調查。制度應強制規定，除了涉及教師法第14或15條所規定體罰或霸凌學生，致其身心侵害等重大違法事件外，一般的「管教爭議」或「親師溝通不良」，必須先強制進入由校內外專家、專業輔導人員、家長代表組成的「親師調解委員會」進行為期兩周到一個月的調解與輔導。只有在調解破裂或情節重大時，才能啟動正式的行政調查。
當我們的制度把講台逼成被告席，把引導迷途學生的老師逼成必須時刻自保的法庭答辯人時，這場校園事件處理爭議的真正受害者，絕不只有教師，而是整個台灣社會的下一代。教育部若不從根本上匡正調查程序的正義，那麼再多的法規鬆綁，都只是無法止血的敷藥。解開調查程序的死結，還給校園一個容許合理管教與親師信任的空間，已經刻不容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