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距「二二八事件」爆發已有78年。若以1995年立法院三讀通過《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法定2月28日為紀念日，並由內政部定名為「和平紀念日」的轉變，視為一個里程碑，則距今正好30年。相對於早期48年的忽略或掩蓋，晚近30年在學術研究、檔案開放、歷史教育、立法或行政等方面的作為，都有重大進展。
多年來在中小學「臺灣史」課程各單元中，「二二八事件」如何表述與解釋，一直動見觀瞻。大體上，學習內容包含三個重點，一是導致此事件爆發的時空脈絡；二是1947年2月27日查緝私菸引發衝突，而導致動盪大約三個月的事件過程；三是此事件對於後世的影響與意義。在這三個重點中，還原「二二八事件」爆發過程的真相，當然是首要課題。
不過，在探討一個像「二二八」如此重大的事件時，如果抽離當時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大脈絡，侷限在事件爆發的三個月，顯然會產生管窺蠡測之弊。但如何辨明、歸納時空脈絡的作用，勢必主導了對於此事件的理解和解釋。換言之，研究「二二八事件」，進而轉化成課程，雖聚焦於此事件爆發經過的事實呈現，但很大程度是由如何理解及解釋大的時空脈絡所決定。
在學術研究方面，多年來已有不少論文、專書、調查報告出版，由「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主導，於2021年5月發表的《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研究報告》，可說是多年來相關研究、著述的新作，對於事件真相的還原或詮釋，確有推陳出新之舉，藉以發揮檔案開放的作用、回應不同學術、政治立場的辯論等。
理性而論，這份代表政府官方立場的《研究報告》所掌握的當然還不是全部真相，也不可能是歷史定論之作。真相的還原或定論，從來都難以成為歷史研究的目標，但力求客觀，要求言之有理，且言之有據，同時也力求周延，願意面向各方證據或論述保持對話的態度，則是歷史研究的不二法門。《研究報告》的發表，即是在力求客觀與周延的研究歷程中，值得關注的一步。
但我們該怎麼解讀這份《研究報告》呢？除了提供更多歷史真相的細節之外，《研究報告》如何選取這些歷史事實，如何組織與分析，如何建立歷史解釋，當然更是重點。扼要地說，這份《研究報告》主旨是究責當時貪腐無能的國民黨政府，在這個脈絡中，主要論證兵分兩路，一方面認定國民黨政府的統治不具合法性、正當性，本質甚至是殖民，另一方面則辨明族群衝突、中共勢力反動都不是主因，而外省人死傷有限，且死亡者中近1/3死因是政府鎮壓，所以，即使針對外省人而言，政府也是加害者。
如果我們不單單閱讀這份《研究報告》，而是再參考報告中各撰述者的相關研究或媒體發言內容，便可以更為清楚《研究報告》雖提供更多的史料證據支持，但立論是一脈相承。若從力求客觀、周延的角度來看，《研究報告》認定「貪腐無能的國民黨政府」才是導致此事件的主因，既非「族群衝突」，亦非為數不滿百人的共產黨員所能煽動及主導，其實有淪於「單面向歸因」的疑慮。這等論斷似乎淪為「多選一」的解釋，既在否定「國民政府」或「中華民國政府」的統治基礎，也在有意無意間抹除或掩蓋「族群衝突」、「共黨反動」所起的作用。
此外，針對一些長年的爭議，《研究報告》及其撰述者相關立論有了更具體的回應，例如：
一、雖然外省人有所死傷，但1947年3月21日官方已公布施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暨所屬各機關公教人員因二二八事件傷亡損失撫卹救濟辦法》，所謂公教人員，在當時主要是「外省人」。因此，1990年代開始的平反與補償作業，對象主要是「本省人」。
二、「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人物是林江邁，雖然受傷住院，但3月1日官方拿5萬元來慰問，當時已經獲得「補償」。再者，根據林江邁回答檢察官的訊問，查緝私菸人員使用的是本地話。所以，沒有「語言不通」的問題。
三、「二二八事件」70週年（1947~2017）時，中共盛大舉辦紀念活動，引發臺灣各界譁然、這應該就是《研究報告》回應1947年時在臺灣的共產黨人「不滿百人，難以主導」的背景之一，同時更要駁斥當年「奸匪煽動」此一官方說法。
如果單就1947年2月27日爆發的事件本身而言，以上三點都包含具體事實，但也不免摻雜了既定觀點在裡面。就此三點而言，後續可以再行對話的焦點，至少包括：「死傷的外省人（尤其是無辜的公教人員或非公教人員）算不算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語言不通，以及連帶的族群衝突，在1947年前後的臺灣社會是不是事實？」，以及「共產黨員，例如謝雪紅的動員能力和武力（二七部隊）反抗，應如何評估？」等。
當我們在探究像「二二八事件」這一類至今仍具有重大影響的議題時，不能僅是一頭栽進歷史事實之中，更須始終檢視三層脈絡，一是導致重大事件爆發當時的歷史脈絡；二是多年來不同論述及發表而各自形成的文本脈絡；三是作為一個當前紀念、教育、爭議或動員中所在的社會與政治脈絡（包括國定課綱編訂與教科書審查的政策脈絡）。由於尚有史料檔案仍待揭露，各方歷史解釋因政治情勢導致的爭議或動員而難以開放的討論，因此，除了基於各自立場而努力提出言之有理、言之有據的論證之外，還應該認真地關注上述三層脈絡，佐以同理和對話，避免自以為是，乃至一意孤行之弊。
學者的歷史研究，或是學生的歷史思考，逕可理解為如同「盲人摸象」之舉，而即便是明眼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世界與歷史記憶，難免產生視野的侷限或遮蔽。這等偏見、偏聽自然而然存在，不足為奇，但也因此更加確立對話、反思的重要性，並應嘗試從多面向、大脈絡來理解歷史。尤其是民主社會的歷史教育價值，不應深陷於認同形塑、政治動員的窠臼，而應是讓學生學習如何打開自己的視野，從探究、對話和反思中建立更具思辨性、同理心的態度及能力，藉以強化自身參與民主政治生活與行動的韌性。
當前紀念「二二八事件」，扎根於史料證據所進行的論證，自然重要，這是基礎，但如果真正的目的是為了族群和解與共融，就學校教育而言，就應該引導學生在學習論證之外，還要同時學會同理和對話。參照各方想法的同理和對話，在此事件爆發的年代不僅是欠缺的，更是導致悲劇的根源，因此，我們現在若能展開各方的同理和對話，才算是深刻地記取歷史教訓（例如：應防止貪腐無能的政府等），並且真誠地紀念「二二八事件」。
（本文原刊登於風傳媒2025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