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預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修正草案，大修條文同時法條大幅增加到165條，特別將「身體暴力、精神暴力與不當對待」明確納入禁止條款，同時大幅放寬罰則。官員對外表示主要是引用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CRC）的國際標準，並將其延伸至國內法，表面上代表國家兒少保護接軌國際，但實則卻隱含更多教育現場崩壞危機。 近年來，台灣教育現場宛如一列失去煞車系統的「兒權失速列車」

高雄市一位教學認真、指導科展表現優異的自然科教師，在校園內墜樓身亡。     這起不幸事件引起社會高度關注，民進黨高雄市長參選人賴瑞隆在社群平台發文，感性喊出「校園裡的每一個人，都需要被好好接住。」多麼溫柔、多麼體貼、多麼標準的政治正確話術。但話音未落，立刻被第一線教師當場以三問狠狠打臉：誰來接住老師？具體結構性問題是什麼？會不會要求外部獨立調查與究責？這三問，一字一句都像巴掌，打在政治

    高雄市一名教學認真、指導科展表現優異的嚴姓自然科教師，日前在校園內墜樓身亡。這起悲劇發生後，網路社群湧入大量來自畢業學生、家長與教育從業人員的沉痛發聲，指向一個令人無法忽視的事實：這位老師生前疑似長期遭受學生的言語霸凌與家長的濫訴纏擾。     這起悲劇在短時間內引起全台許多老師共鳴，因為這已不是第一個不幸案例，恐怕也不會是最後一個。問題的根源，恐怕也不在於單一教師的抗壓性不足，而在於整

    5月25日發生在高雄校園的悲劇，震撼了台灣教育界。一名教學認真、指導科展表現優異的老師於校內墜樓身亡。事件發生後，網路論壇Dcard與社群平台Threads湧入大量指控，直指死者生前長期遭受學生言語咆哮、威脅，甚至遭對方家長告上法庭。 儘管校方與高雄市教育局呼籲外界靜待調查、避免獵巫，但來自畢業學生、家長、教師組織的沉痛發聲，已讓這起事件迅速升溫為對台灣教育體制的全面控訴。 畢

ㄒ近期花蓮縣東里國中「王宣文教師事件」持續引發社會關注。這起原本看似單純的校園個案，隨著相關訊息逐步浮現，已逐漸轉化為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在當前校園制度下，程序正義是否被完整落實？而基層教師，尤其是代理教師，是否處於一個難以拒絕的權力結構之中？     首先，回到事件本身。據了解，本案起於學生情緒事件，然學生家長已明確表示，該事件與教師管教行為無直接關聯，並願意出面說明。然而，在尚未完成完整調查程

115學年度新北市高中職教甄開出156個缺額，吸引超過2200人報名，平均錄取率約7%，較去年提升3.3%。網路隨即出現一種聲音：「不是說老師低薪、校園濫訴嚴重？怎麼還這麼多人搶？」言下之意，現場的抱怨恐怕被誇大。     這種推論乍看合理，實則是將報考動機、職場現實混為一談的錯誤連結，或可先從以下面向思考。 一、報考踴躍等於職場幸福嗎？     老師怨聲載道、家長濫訴成常態，這是每天在學校

    距離立法院院會將備受爭議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交付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已將近三個月。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規定，審查大限即將到期。若委員會再不行動，這部被教師團體痛斥為「惡法」的行政命令，將因程序延宕而自動生效，持續毒害教育現場。     然而，在這最後倒數的關鍵時刻，手握排審大權的教文委員會召委、國民黨立委羅廷瑋，卻選擇了令人費解的「按兵不動」。對

    近日王宣文教師事件，引發地方教育界與社會關注。此案表面上是一起校園個案，實則牽涉教師權益保障、行政程序正當性，以及教育現場權力運作是否失衡等重大問題，值得社會嚴肅面對。     首先，最核心的關鍵事實已出現重大轉折。學生家長已明確表示，孩子自傷行為與王宣文老師的管教方式無關，並願意公開出面作證，還原事情經過。這代表外界先前將學生自傷與教師管教直接連結的說法，恐與事實存在明顯落差。   

    校園濫訴爭議持續延燒，教師團體今（5）日召開記者會，針對《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條文爭議，發出最後通牒。由於立法院院會於1月23日將此二項修正辦法交付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規定，審查期限僅三個月，目前已進入倒數階段。全教總強烈呼籲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立即排審，並做成「廢止」或「退回重訂」的決議，避免「

    近日花蓮縣東里國中王宣文老師事件，引發教育界與社會關注。事件牽涉學生情緒危機處理、教師班級經營責任、校方行政作為及後續程序啟動等面向。這不僅是一所學校的個案，更反映出台灣基層校園治理長期存在的困境：當校園事件發生時，我們究竟是優先解決問題，還是急著處理人？     若學生出現自傷、情緒失控或心理危機，教育現場首要任務應是立即啟動輔導與支持系統，包括校內輔導室、專輔教師、社工資源、家長合作

消失的管教權：被「防禦性教學」壟斷的教室 現在的老師，正被迫學會一種新的生存技能：防禦性教學。 當學生不服管教，第一反應不再是反省，而是拿起手機向家長告狀。而家長在社群媒體與過度膨脹的保護欲驅使下，往往選擇無條件信任孩子，隨即向校方投訴。在招生至上、擔心負面輿論的學校，校長最恐懼的莫過於家長鬧大或學生轉學。 為了平息紛爭，校方最常使用的手段就是啟動校事會議。這看似程序的正義，實則是對教師專業

近來在校事會議改革討論中，不斷出現「別讓校長裡外不是人」的訴求，主張由地方教育局處承擔案件分流責任，以減輕校長壓力。此主張看似體恤校長處境，實質卻隱含著將校長「巨嬰化」的危險思維，試問，若連啟動調查的專業判斷都須上交，校長作為學校領導者的治理權威何在？校園問題的解決，不應始於責任的卸除，而應終於權責的釐清與賦能。     客觀來說，校長協會描述的「三方為難」困境或許存在：受理案件被教師視

    2026年4月17日，立法院三讀通過《教師法》第25條、第53條修正案，明定教師於暫時停聘接受調查後，若最終未受解聘或終局停聘並回復聘任，除原已補發之本薪（年功薪）外，將擴大納入「學術研究加給」之補發。教育部表示支持，全教總亦肯定此舉為「維護教師權益的重要拼圖」。然而，我們必須嚴正指出：冤獄補償只是起點，真正亟待解決的，是從源頭終結校園濫訴的系統性噩夢。     本次修法的正面意義不容否

    校園濫訴問題延燒多年，教師動輒得咎、動輒被調查、動輒遭停聘的荒謬景象，早已不是新聞。2026年4月17日，《教師法》第25條、第53條修正案三讀通過，明定教師於暫時停聘接受調查後，若最終未受解聘或終局停聘並回復聘任，除原已補發之本薪外，將擴大納入「學術研究加給」之補發。這項修法固然是遲來的正義，然而，若因此滿足，以為問題已然解決，無異於掩耳盜鈴。真正的病灶從未消失——濫訴橫行、制度傾斜、教